一份《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》网上热传，彩礼不得超过两万大家都支持，但是一句要彩礼超过两万以贩卖人口论处将“陋俗”和“犯罪”混为一谈，无疑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，其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都存疑。
前些年，网上动辄流传起各种“聘礼地图”，据说彩礼最高的地方是上海，需要1套房子+10万元现金。都是彩礼地域差距却不小——这要是挪到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，没准就成“贩卖人口”了。
这两天，一份红纸黑字的《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》在网上热传，该标准第一条规定：“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，索要彩礼过多者，交公安机关调查，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。”面对质疑，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称，红白喜事操办标准正在严格执行，此举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。
这无疑是个典型的“为你好”式规定：其矛头对准的是民众痛点，初衷是为了移风易俗。
两情若是久长时，还须过了“彩礼”关。结婚要彩礼，固然算“公序”，却难称“良俗”。对时下的很多人而言，彩礼就像是横亘在感情与婚姻间的拦路虎。高彩礼成为婚姻殿堂的入门券，既加重了许多人的婚娶负担，导致很多家庭“因婚致贫”，也让已跟钱、房、车绑定的婚恋变得愈发泛物质化。当索要彩礼动辄沦为“挟人要价”，婚姻也容易变成“爱情买卖”。
所以对那些望“彩礼”兴叹的人来说，给彩礼设上限和“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”，来得简直不要太贴心。
矫正漫天要价式索要彩礼的弊习很有必要，但初衷再好也得讲究方式和路径，而不能只讲“准、效”不讲“度”。涉事街道制定的婚丧嫁娶强制性操办标准，就没拿捏好尺度，尤其是“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”的规定，有用力过猛之嫌。
要彩礼过多属于陋习，贩卖人口则涉嫌犯罪，这两者虽然都备受诟病，却不是一回事。将“陋俗”和“犯罪”混为一谈，无疑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，其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都存疑，也容易带来“管得过宽”和“滥刑”的问题。
法治社会，罪刑法定、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可违。索要彩礼过多当然可以被谴责，但也只是违背良俗，“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”明显于法无据。若将罪刑适用情形扩大化，势必有违慎刑原则和司法权力的谦抑性原则，导致不该入罪的入了罪的问题。
据了解，兰考当地去年至今已发生多起借彩礼敛财的诈骗案件，包括今年年初打掉了一个“一女嫁五夫”、以结婚为由骗取彩礼连续作案5起的骗婚团伙。这或许也是其用遏制高彩礼的重要考量因素。但即便如此，要给某个人定罪，也得契合实体正义，定罪条件只能是其达到入罪门槛、满足构罪要件，而不是不合情却合法的“要彩礼过多”。
本质上，彩礼这事仍处在私人事务和民风民俗的范畴，可以通过文明宣教因势利导，而不宜用行政之手强制设限。
高彩礼背靠着很多传统观念和现实考量——在部分人的传统认知中，嫁女如同剜“心头肉”，彩礼相当于情感上的部分代偿；从婚姻经济学角度讲，婚姻关系的实质是为寻求最大化“婚姻盈余”而形成的社会合作，彩礼则是为达成合作而进行的博弈过程。鉴于此，怎样通过现代文明理念的濡染改变那些陋俗，用养老保障的可预期消除“收彩礼防老”的心态，是值得探究的命题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“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”，明显矫枉过正，这样打着倡导文明旗号让公权力轻易越界的做法，让人看不出“文明”，只能看出法治素养的不足。
